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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第一次学跳舞，是一九八零年代初。对于文革末期长大的人，交谊舞和迪斯科新鲜又新奇。那时没舞厅，家庭舞会一般人无可踏足，喜欢跳舞的，喜欢看人跳的，大多跑去省城河边的林荫空地，多半傍晚，人头涌涌，看的远比跳的多，或许多数看客根本不会跳，要么不敢跳或不好意思跳。
我快念高中了，半大不小，按理说没资格学跳舞，所以最初基本是看，看那些时髦男女跳。他们穿得很像日本或港台电影明星，喇叭裤，花衬衫，蛤蟆镜，男的头发留成大鬓角，女的烫了卷卷头，还有伴舞用的录音机，机身愈大愈气派，最好日本原装进口，放的多半也是港台流行歌。不像现在的广场舞让人厌烦，公开跳交谊舞，当时可是前卫时尚的同义词，即使有风险，所谓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，但再也没人理会这些。
邻居伍大郎长我十来岁，跟我讲中国人文革以前或更早以前也是跳舞的，如电影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里面那段上海滩的探戈，不只是男女“国特”或流氓阿飞的糜烂娱乐。然而，当时较为“正统”或“健康向上”的是集体舞，官方也提倡，傻乎乎的青年男女，一本正经然而心怀鬼胎，手牵手围成一圈或一列，不像跳舞，更像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。
可是民间，尤其省城河边，跳集体舞的几乎没有，都是三步四步加迪斯科，探戈估计是顶级了。有伍大郎做榜样做老师，我跟着学会了最基本的三步。四步较难，主要是还得学会所谓“穿花”，学了一阵终于放弃，自认没有舞蹈天赋。现在想来遗憾兼痛心的是，我学跳舞，几乎没女舞伴，几乎都是别人的女舞伴，一是找不到女舞伴，二是公开场合害羞，加之跳得不好，根本不敢去请异性。
也是那一阵，省城很快有了舞厅。跟着一帮同龄小混混，我只去过人民公园的露天舞厅，从前是旱冰场，记得台上还有乐队。但我没跳过，害羞，还是看，感觉像赶集。再后来，进了省级国宾馆当服务员，知道“各级领导”也爱跳舞。国宾馆俱乐部，一九五八年是中共成都会议会址。地板是好木头，柚木，抛光打蜡，就是舞会的上佳场地，据说毛泽东周恩来都在这里跳过。宾馆有“重要接待任务”时，俱乐部晚上不是放“内部电影”，就是有舞会。会跳舞的女服务员都很积极，响应号召，参加这个“内部舞会”。可惜我是男的，依然不会跳，就连看也很少去看，错过近距离感受的好机会。
不论河边或公园，抑或“内部舞会”，那时跳舞，都不要钱，或不为钱，真的有点为舞而舞，哪怕跳的看的各怀鬼胎。后来“严打”，“端掉”跟跳舞有关的“流氓团伙”，跳舞却不犯法（法律并未规定不准跳舞），你情我愿跳“黄色下流”的贴面舞，也不犯法。跳舞跳到吃枪子或坐牢，就因开了几场“非牟利”的家庭舞会，绝对是历史奇葩，冤屈且不能忘记，但毕竟时过境迁，现在也只有塔利班之流才会这样治罪了。
查网上江湖人士的记叙，省城跳舞开始要钱时（也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舞厅大量涌现，有了所谓舞女，有了所谓素舞砂舞之别，跳一曲要收多少钱），我要么异常“幼稚”或“纯洁”，要么离开省城远走澳门。到了新世纪，省城舞厅已如火锅麻辣烫，神州闻名；所谓洞洞舞厅或砂舞厅，更是几起几落，但我要么依然心不在焉，要么几度客居它处或到第三世界穷国流窜，就像当年自动错过国宾馆的“内部舞会”，我也错过这几波的舞海起落。
二
从初学跳舞，到第一次真正进舞厅，隔了起码三十多年，跳舞也早不是前卫时尚的同义词。四年多以前，从客居两年的大理回来不久，我第一次走进省城的舞厅，不是跳舞（当年学的三步舞早忘了），而是看看“传说中”的舞厅。是在西门内，门票不到十元。灯光昏暗，客人不少，舞池深处就像黑洞，神秘诱人。坐上舞池前的椅子，喝着一瓶国产的垃圾啤酒，六元，便宜得可笑，也第一次知道，这里不比酒水昂贵的夜总会KTV或酒吧，居然也像街边茶馆，卖五元一杯的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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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11-25 18:47:41
